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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前前后后

2016-06-24 10:49 来源:解放日报  我有话说
2016-06-24 10:49:19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袁晴

  原标题:星光下,那一道辙痕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前前后后

  莫非天边星辰也夜不成寐,等待着那两位冲破黑暗而来的赶路人——

  那是1920年2月的一个凌晨,说是凌晨,还有星光依稀,但路上仍是黑得瘆人。北京朝阳门,此时驶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卷起了一路行尘。车上有两位乘客,坐在车篷里的一位,40岁左右模样,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头上低低地压着一顶呢帽,看上去像是个掌柜;坐在驾辕人旁边的一位,年龄看上去要小一些,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一副金边眼镜,随身的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像是一个年前随掌柜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

  此时,正值生意人在年底往各地收账之际。

  谁也不知道,在这辆不起眼的骡车上坐着的掌柜和账房先生,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可他们为何要乔装打扮、刻意隐瞒身份呢?又为何要冒着严寒、趁黑赶路呢?

  一

  事情还得从前一天说起——

  陈独秀从武汉回到北京,已经是下午时分。尽管一路劳顿,却是没有丝毫倦意。自1月底离开北京后,他先去了上海,因为正在筹办西南大学的章士钊多次函邀他前去商议,原本说是在广州见面,不知何故,章士钊却到了上海。这倒是正好,陈独秀应邀到武汉作学术演讲的日期排在2月初,这样也算是顺路,先去上海,再顺长江水路转赴武汉。2月4日下午,陈独秀冒雪抵达汉口,在此后的几天里,先后在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新教育之精神》的演讲,直到2月7日晚间,才径直去到大智门乘火车北归。在这近十天的时间里,他对新思想新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想约一些同道前来晤谈。就在他铺纸提笔的当口,却响起了敲门声。门开处,见一警察。那警察赫然质问:“你怎么不说一声就离开北京?”其时,陈独秀刚刚被保释出狱不久。1919年6月11日,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到反动当局逮捕。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慑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不得不在三个月后释放了陈独秀,但陈独秀的行动却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与限制。不过,此时的他还是大惑不解: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武汉的《国民新报》和《汉口新闻报》不仅报道了他的武汉之行,而且还“用大字刊出”了他的演讲重点。在当时,他只是坦然作答:“家中有点急事,无须花费太多时间,就没有通知你们。”那警察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叮嘱了一声:“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的人,若要离开北京,至少要向警察厅关照一声才是!”望着匆匆离去的警察的背影,陈独秀顿时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不会就此放过他!

  自己的寓所肯定是不能呆了。

  陈独秀没有犹豫,立刻去了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的家中,倒是胡适清醒,陈独秀与自己的关系人尽皆知,他的家中亦非久留之地。要不,就去找李大钊拿个主意?李大钊也知道自己是京师警察厅眼中的第二号“危险人物”,必定也在监视之中,但是,他可以将陈独秀转移到自己的老乡、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家里去暂避,然后再作商议。

  这是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一个不眠之夜。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夜里,李大钊作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既然陈独秀的一举一动已经受到监视,在北京很难开展革命活动,那就不如转移到环境相对宽松的上海去。此时,北京的火车站周围肯定已经布下了密探,当然不能让陈独秀在北京乘火车南下。那么,又该如何不为人知地尽快离开北京呢?看来,只有一条路了,就是赶紧租一辆骡车连夜赶出北京,转道天津,然后再乘火车或乘船前去上海。

  天津是李大钊的第二故乡,他熟悉当地情况,于是,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前往。他之所以要坐在车外,是因为自己是河北人,讲的是北方话,可以在沿途应对一切交涉,而陈独秀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开口的,一开口就难免会露出南方口音,遭来怀疑。

  再不能让陈独秀落入囹圄了。

  二

  那辆旧式带篷骡车出了北京前门,向天津方向驶去。

  车外的李大钊望了望车后的那一道辙痕,不由想起了与陈独秀初次结识的情景:那是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爱国壮志来到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其时,陈独秀正在日本东京攻读法语。尽管都是章士钊的挚友,尽管都在章士钊编辑的《甲寅》杂志上撰文,两人却是互不相识。让他们初次结识的起因是陈独秀写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李大钊读了,觉得陈独秀的言论太悲观了,怎么能够认为就中国的现状来说还不如亡国好呢?他曾经热情赞颂过中国历史上在逆境中对国家有所作为的人士:周文王被囚,乃演《周易》;左丘失明,乃传《春秋》;屈原被谗,而作《离骚》《楚辞》;司马迁遭受宫刑,遂成《史记》,因此,他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批评陈独秀“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然后寄给了章士钊,并且附上一信,希望章士钊能够安排他与陈独秀见面。说来也巧,这天,陈独秀来到编辑部,章士钊就把还未发表的《厌世心与自觉心》和李大钊的信一并递给了他。回家后,陈独秀读了《厌世心与自觉心》,觉得李大钊的批评是中肯的,同时又肯定了自己在对国家任人宰割进行反思,是一种对国家“深思挚爱”的表现,为此,他深受感动,立即挥笔给章士钊写出一份便笺:“来信、大作读毕,同意和这位大钊先生面谈,请安排时间。”于是,李大钊与陈独秀之间就有了志同道合的初次相见。说来也巧,陈独秀早年曾经就读的东京专门学校,就是李大钊眼下就读的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他们是校友,一个学兄,一个学弟……

[责任编辑:袁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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