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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交锋”: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2016-12-02 09:27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有话说
2016-12-02 09:27:09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责任编辑:袁晴

  原标题:“三教交锋”: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

“三教交锋”: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三教交锋”: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三教交锋”: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随着儒学发展、佛教传入、道教勃兴,三股思潮在魏晋时期激荡交锋。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何坚持文化自信,实现固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儒释道“三教”交锋的形成

  本土的儒家与道家向来互通有无,即所谓的“儒道互补”,因而有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传说。这是后世儒教与道教关系的基础。

  自西汉武帝霸气地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在维护君权神授的专制统治过程中,逐渐被宗教化。东汉末年,儒教逐渐蜕变为荒诞迷信色彩浓重的谶纬之学,遭到王充等人的猛烈抨击,面临信任危机。这时,由先秦老庄、汉代黄老一路走来,以修炼成仙为基本追求的道教勃然而兴。其中,张道陵的五斗米道以及随后张角的太平道,影响愈演愈烈,并点燃了东汉末黄巾大动乱的烽火。

  尽管儒教人士对民间的道教信仰时有微词,但道教徒们却一厢情愿地支持儒家伦理。魏晋时期,以儒道相调和的面貌出现的玄学实际上偏于道家。即使解释儒家经典,玄学家们依据的也是老庄思想,故也有“新道家”之称。再说,大约在西汉末年,佛教从古印度悄然传入,并潜滋暗长。魏晋时期,佛教徒们因羽翼尚未丰满,也纷纷用老庄思想来解释佛经。就连净土宗始祖、东晋高僧慧远大师也曾引老、庄之义以解说佛经《高僧传》,同时他精通儒学,关心时务,有“政治和尚”之称。时至东晋,儒释道“三教”或经过脱胎换骨,或经过源源不断的输入,均积聚起一定的规模和实力,彼此鼎立格局得以形成。

  “儒”“佛”的碰撞与磨合

  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直接面对的是被奉为正统的儒教。汉末魏初,面对儒生们对佛教发出的“夷狄之术”的攻击,佛教信奉者只能通过强调儒佛一体或不离不弃来回应。牟子撰《理惑论》构设三十七问,表明儒、佛关系如同金与玉、精与魄,指出事佛与行尧舜周孔之道本是一回事;三国时期的僧侣康僧会则提出了“儒佛同一”观,并以佛教的“仁道”附会孟子的“仁政”,把“仁”视为佛的最高境界;东晋人孙绰在《喻道论》中提出“儒即佛、佛即儒”,认为儒、佛在根本旨趣上也是同一的。大致说,“联儒辟道”是当时佛教徒们的生存策略。

  但这并未避免“儒”“佛”二教的交锋。儒教徒抨击佛教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制度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养老送终”等儒教“孝道”;并抨击佛教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出世主义违背了“忠道”,从而攻讦佛教不符合中国国情。佛教徒则力辩佛教于民生、治道有益无害。如东晋高僧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就说佛教徒是把奉亲敬君置于人生第一,而且在得不到君亲信任时能退而反省,直至觉悟。

  当时,儒佛交锋还集中表现于“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教理上。佛教徒提出了一套“神明成佛”理论,把成佛作为理想目标;而儒教徒则提出“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予以回应。晋宋齐梁期间,围绕神灭、神不灭和因果报应等问题的论争旷日持久,并波及后世。

  “道”“佛”的交锋及其战果

  由于儒教难以抗衡,佛教注意与其缓和关系,转而与共同“在野”的道教发生激烈交锋。尽管佛道共同提倡“出世”,但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教义自是不同。

  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两教分别编造谎言,制造谣言挤兑对方。道教徒的杀手锏是强调自己有着汉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华夏起源,抛出“夷夏之辩”来攻击佛教的“外来户”身份,并时常以“老子化胡说”来贬低佛教。西晋末年,身为祭酒的道教徒王浮与当时贵族出身的僧人帛远展开辩论,但屡辩屡输。无奈之下,他借着当时流传的“老子化胡说”,将《西域传》改头换面,伪造出《老子化胡经》,宣称老子西行转生为释迦佛。道教徒们宣扬的“化胡说”自然立足于“华尊夷卑”观念,仰仗本土文化的优越感拒斥外来的文化价值,甚至强悍地认为夷狄“难于见理”。

  对此,佛教徒们不甘示弱,以牙还牙,也如法炮制,伪造各种文献,或声称老子转世为佛弟子迦叶,或分派迦叶转生为老子等,来降低道教的身份。为争信徒,佛道二教各自使出浑身解数。

  “三教”交锋中的因缘际会

  当年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交锋,也留下了不少美谈。

  相传和尚慧远居庐山东林寺时,送客、迎客皆足不过溪。若过溪,寺后老虎就会吼叫,因而此溪被称为“虎溪”。一次,儒士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来访,三人聊得非常投缘,慧远送别他们时,不经意间越过了虎溪,虎即吼叫起来,三人相视大笑。这就是“虎溪三笑”美谈。

  关于佛道之间的敌视及其消弭情景,还有下列故事:东晋将领、权臣桓玄信奉道教,最初对佛教多有裁抑。有一次,他征伐行军途径庐山,便居高临下地传令慧远出虎溪一见,但慧远却坚守规矩,称病不出。桓玄只好气势汹汹地自己入山。哪知一见慧远的庄严神韵,不禁肃然起敬。会面期间,桓玄拿《孝经》中“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来诘难慧远“剪削”(剃发)为僧。慧远非常从容地遣用了《孝经》的话予以应答:“立身行道。”桓玄被彻底折服了。后来他登基为帝,对佛教表示友好。

  从以上传说来看,儒释道“三教”的交锋并非你死我活,而是有所敌视,有所包容。事实上,当年许多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变动不居的,许多名流还一身兼“三教”。

  回顾“三教”交锋图景的现实意义

  魏晋时期,“三教”交锋的舞台已经搭起,其融合的大戏也已经开幕,为后世上演了更多精彩绝伦的好戏打下了基础。军事冲突往往两败俱伤,宗教争锋常常是双赢。从大唐盛世至今,“三教”之间不断地在强强争锋中“合流”融通,又不时地在“合流”融通中擦出争锋的“火花”。这种碰撞与交融一直在助推着中华文明的进程,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对佛教以及其他外来宗教对中国文化建设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

  当今,“三教”发展又得到重视。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各自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这就要求我国宗教与时俱进、革新发展,努力发扬积极因素、淘汰消极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回首以往,中国本土的儒道二教继续在互补中前行,外来佛教也早已在与儒道争锋融合后化入到中华文化体系中,这种多教“相生相克”的传统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展望未来,已成为我们文化自信有机构成的儒释道“三教”,也必将通过创造性转化而大大有益于世界文明进程。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袁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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