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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理论新视野】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

2018-02-05 21:16 来源:人民论坛网 
2018-02-05 21:16:53来源:人民论坛网作者:责任编辑:杨煜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广大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出的重大判断和战略安排。作为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之一,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城乡关系深刻变化和农业农村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深刻认识和重大部署,也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任务。深刻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体系,是做好统筹安排、突出实践重点、寻找实践突破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

  新时代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核心是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发展是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中国农村产业发展历程来看,过去一段时期内主要强调生产发展,而且主要是强调农业生产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进而推动农民生活向小康迈进。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这一提法的转变,意味着新时代党的农业农村政策体系更加聚焦和务实,主要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兴旺要求从过去单纯追求产量向追求质量转变、从粗放型经营向精细型经营转变、从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从低端供给向高端供给转变。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步骤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业兴旺不仅要实现农业发展,还要丰富农村发展业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加突出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益,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提质增效,更好地实现农业增产、农村增值、农民增收,打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壁垒。农民生活富裕前提是产业兴旺,而农民富裕、产业兴旺又是乡风文明和有效治理的基础,只有产业兴旺、农民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提高生态宜居水平。党的十九大将产业兴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要求,充分说明了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当前,我国农村产业发展还面临区域特色和整体优势不足、产业布局缺少整体规划、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业市场竞争力不强、效益增长空间较为狭小与发展的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紧紧抓住产业兴旺这个核心,作为优先方向和实践突破点,真正打通农村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为农业农村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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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中国起点和基础是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更加突出了新时代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联系。乡村生态宜居不再是简单强调单一化生产场域内的“村容整洁”,而是对“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内生性低碳经济发展方式的乡村探索。生态宜居的内核是倡导绿色发展,是以低碳、可持续为核心,是对“生产场域、生活家园、生态环境”为一体的复合型“村镇化”道路的实践打造和路径示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产业兴旺本身就蕴含着生态底色,通过建设生态宜居家园实现物质财富创造与生态文明建设互融互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更高品质的生活富裕。同时,生态文明也是乡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风文明内涵着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此外,实现乡村生态的良好治理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治理有效必然包含着有效的乡村生态治理体制机制。从这个意义而言,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必须要把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基础性工程扎实推进,让美丽乡村看得见未来,留得住乡愁。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文明中国根在文明乡风,文明中国要靠乡风文明。乡村振兴想要实现新发展,彰显新气象,传承和培育文明乡风是关键。乡土社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要注重培育和传承文明乡风。乡风文明是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培育文明乡风是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乡风文明的基础是重视家庭建设、家庭教育和家风家训培育。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授知识、育品德,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优良的家风家训能够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积极倡导和践行文明乡风能够有效净化和涵养社会风气,培育乡村德治土壤,推动乡村有效治理;能够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宜居家园;能够凝人心、聚人气,营造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助力乡村产业发展;能够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汇聚精神财富,实现精神生活上的富裕。实现乡风文明要大力实施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工程,深入研究阐释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要健全和完善家教家风家训建设工作机制,挖掘民间蕴藏的丰富家风家训资源,让好家风好家训内化为农民群众的行动遵循;要建立传承弘扬优良家风家训的长效机制,积极推动家风家训进校园、进课堂活动,编写优良家风家训通识读本,积极创作反映优良家风家训的优秀文艺作品,真正把文明乡风建设落到实处,落到细处。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保障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推动农村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乡村治理有效才能真正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提供秩序支持,乡村振兴才能有序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明显特征是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整合,盘活乡村治理的存量资源,用好乡村治理的增量资源,以有效性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价值导向,平衡村民自治实施以来乡村社会面临的冲突和分化。也就是说,围绕实现有效治理这个最大目标,乡村治理技术手段可以更加多元、开放和包容。只要有益于推动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资源都可以充分地整合利用,而不再简单强调乡村治理技术手段问题,而忽视对治理绩效的追求和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充分体现了乡村治理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整合,既要盘活村民自治实施以来乡村积淀的现代治理资源,又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治村的底线思维,还要用好乡村社会历久不衰、传承至今的治理密钥,推动形成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多元并蓄的乡村治理格局。从民主管理到治理有效,这一定位的转变,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而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是健全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的耦合机制,让乡村自治、法治与德治深度融合、高效契合。诸如,积极探索和创新乡村社会制度内嵌机制,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法律法规内嵌入村规民约、乡风民俗中去,通过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的有效耦合,推动乡村社会实现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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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生活富裕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农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但是,广大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积极回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必须要直面和解决这一问题。生活富裕不富裕,对于农民而言有着切身感受。长期以来,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无形之中让农民感受到了一种“被剥夺感”,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随之呈现出“边际现象”,也就是说,简单的靠存量增长已经不能有效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生活富裕相较于生活宽裕而言,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和要求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生活宽裕的目标指向主要是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进而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小康,而实现农民生活宽裕主要依靠的是农村存量发展。生活富裕的目标指向则是农民的现代化问题,是要切实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消除农民的“被剥夺感”,而这也使得生活富裕具有了共同富裕的内在特征。如何实现农民生活富裕?显然,靠农村存量发展已不具有可能性。有效激活农村增量发展空间是解决农民生活富裕的关键。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则为农村增量发展提供了方向。

  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有历史延续性,也有历史创造性,是新时代中国乡村发展需求与国家建设需求的有效契合和对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问题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瓶颈,所以调整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成为国家“三农”战略的重心,具体表现为国家主导的集体化发展战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战略。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逐步凸显,促使国家在制定乡村发展战略时注重实现城乡发展的均衡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同样是这种均衡性战略的延续,但力度更大、层次更高。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发展战略具有较强延续性,同时也会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既有的发展经验和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需求进行不断调整和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将会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从乡村振兴的内容来看,涉及乡村经济、生态、文明、治理、生活,是一项全面的系统性工程。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是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布局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是补齐农村这块短板,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繁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中之重。

  【马 华 马池春 本文作者分别为山西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跨越农村现代化关键阶段的韩国经验”(14JJD810008)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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