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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烈士，他们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凡事迹的人、那些以一己之力为社会公平正义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依然是我们的道德楷模。他们所承载的精神价值，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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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刊载的，是湖北一户普通人家几代人在不同时期的特殊经历，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作者：汪向明
一份名字表
立言在行，立范在学，立身天然，立信慎言，立群在德，立农在勤，立工在专，立人在新，立真在理，立业在精。
这是一份哲人的劝世警言，也是一份十个兄弟姐妹们的名字表，他们出自湖北汉口的一个普通家庭，因为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家庭也注定是不平凡的：
我外公郭（永慧）智清，世居湖北汉口镇硚口，祖上曾有人在清代中过秀才，随着19世纪后叶国道衰败，家境也逐渐衰落了，到了他这一辈，也和大多数国人一样，不得不面临逃难。外公外婆有十个孩子。
他们中的排行前五：立言、立范、天然、慎言、立群都是女性，郭立言是我母亲，排行老大。她们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在勤、在专、在新、在理、在精排行后五。到全国解放前夕，他们中最大的尚未成年，最小的不足10岁。解放后，他们都先后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山东、陕西、北京和福建，在祖国各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外公一直秉持“国家需要就是郭家需要”的家风。
一家人从抗战时期起就走散了，一直没有机会拍一张全家福，直到我外婆曾繁秀1976年去世，才有了一张勉强能称作全家福的照片。
前排左起：海帆、王浈、海原、郭智清、海涵、海沙
中排左起：焰明、立范、在德、海晨、海晏、锦凤、立言、天然、慎言、王虹
后排左起：向明、在新、在专、在理、在勤、在精、向荣
其实十兄妹并非都是我外婆所生。天然、慎言、在并非外公亲生的，他们仨都是外公弟弟郭永康（革命队伍中用名郭力）的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郭力离家：兄弟夜来话别
1937年秋，震惊中外的北京“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刚刚过去，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华夏大片国土，国家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 深秋的一个夜晚，湖北汉口镇硚口一家石膏行的店铺里，这个石膏行既是郭家的产业，也是我们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郭智清（永慧）、郭力（永康）两兄弟正在话别。他们便是我的外公和外叔公。
郭力：“白天我已经和妈说了，我又要远行，估计要走一段时间。妈说，走吧，别惦记家里，国家需要总是大事。另外嘱咐我跟你交代一声，三个孩子……”
郭智清：“你放心，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这几天，我也看出来了，恐怕你要出远门。那我加入组织的事，你替我问过了吗？”
郭力：“这件事，我和组织谈过了。组织上的意思是你不要加入，一是因为我经常在外，家里的产业，还有孩子和老人一大家子需要照顾；二是孩子们都这么小，万一出点什么事嫂子一个人怎么应对？你不在组织，许多事不必知道，这就省了许多麻烦。同时，你的情况组织都是清楚的，组织上也是信任你的，真正需要你的时候肯定会让你出力的。”
郭智清：“虽然我不是组织的人，但我的心是属于组织的。好吧。你放心走吧，老人和孩子我都会照顾好的，别惦记家里。”
这是我外叔公去延安前和外公的最后对话。妈妈在世时多次与我提起，她参加革命就是受了叔叔的影响，参加了进步组织武汉青年救国团（以下简称“青救”）。（注1）
外叔公郭力延安学习回来，被派往黄冈大别山主峰区域担任大别山抗日武装部队供给处长，一开始还不时回家看看家人。1939年底在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后被捕，英勇不屈，最后惨遭活埋。外公得知后一直不敢跟自己的母亲提起，后来，太奶奶想念自己的小儿子，经常哭，最后哭瞎了双眼。
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外叔公颁发了有陈毅市长签章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外公交给儿子郭在勤保管。后来在勤离开上海去了山东济南工作，1983年民政部重新换发革命烈士证明书时已经看不到陈毅元帅的签章了，三姨郭天然一再坚持要求保留原件，但却没有成功，很是可惜。
这个家庭从郭永康（郭力）开始接触了共产党人，逐渐了解了共产党是为国家兴亡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组织，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走向独立、振兴的希望，继而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从此全家一个个追随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共产党人。
郭（永慧）智清（1937年）
郭（永康）力（1934年）
郭力革命烈士证明书
郭力革命烈士证存根联
立言离家：参加战地服务团
1938年2月，武汉的春天，乍暖还寒。刚从七里坪短训班学习归来的母亲郭立言，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要求工作，同时提出如有机会希望到延安去学习。没过多久，适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武汉招收新团员，“八办”就通知妈妈，问母亲是愿意到伤兵医院去，还是愿意参加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为了作出正确的选择，妈妈找了曾经与叔叔一起工作的尹卜甄大姐（1945年与长篇小说《红日》作者吴强结成终生伴侣）（注2）商量，同时请她协助做做家里的工作，外公见到一直和弟弟郭力一起工作的尹卜甄，自然放心了便同意了。
尹卜甄同时动员了自己的妹妹尹卜驹，对她说：“立言家里把她交给我，她是刚从七里坪学习回来的。我想让她和你、文南一起参加战地服务团，你们都是“青救”介绍去的，她比你小，你要照顾她”。参加战地服务团前，“青救”买了3张电影票，请尹卜驹、郭立言、周文南三人到汉口维多利亚影院看了一场苏联电影《血花》，反映的是苏联工人的3个女孩子到前线服务的故事。这就更加增强了妈妈她们参加服务团的决心。（注3）
妈妈当时是湖北省立女二中的学生。早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妈妈就在省学联的组织下，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散发抗日传单，同时在活动中加入了“青救”，一直向往着能够亲身上前线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去。（注4）
妈妈随战地服务团坐了几天火车、汽车，来到皖南歙县棠樾村。1938年4月，罗卓英部在安徽宣城、宁国、孝丰一线与日本侵略军发生激战，不少战士受了伤，战地服务团前往慰问，很多伤兵的伤口化脓感染，爬满了蛆，还发出阵阵令人呕吐的腥臭。妈妈和她战地服务团的战友们不避脏臭，轻轻地、仔细地为伤兵冲洗伤口，剔除蛆和腐肉，进行敷药和包扎，一些重伤兵不能下床，就帮他们倒大小便。服务团团员还进行战地宣传，为伤兵表演诸如小话剧《活捉东洋兵》等许多节目。（注5）
9月，罗卓英部接到保卫武汉的任务，妈妈便又随服务团回到了武汉，还抽空回家看看奶奶和爸妈。还见到了尹卜甄大姐，大姐把周文南和妈妈一起叫到她家，然后分别与尹卜驹、周文南和妈妈谈话，告诉她们已经通过任秀棠把你们三人在服务团的表现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钱瑛大姐作了汇报，任秀棠说她们年纪虽小，但表现都非常出色，服务团没有团的组织，是否能够吸受她们入党，在党内教育培养她们。钱瑛大姐同意了任秀棠的意见。随后，1938年10月1日，由尹卜甄、任秀棠二人介绍妈妈和尹卜驹、周文南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注6）
1940年，鉴于国共两党的分歧逐渐明朗化，服务团的地下党组织决定让全体团员以探亲的名义分批离开罗卓英部，妈妈在服务团抵达桂林的时候就由桂林“八办”安排去了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民运部报到，开启了新的革命生涯。
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撤到桂林合影（1940年11月，右前一为郭立言）
全国妇联组织服务团重访旧地于福州（1984年10月，前排居中扶拐者为胡兰畦，其右为郭立言）
荣获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5年）
立范离家：加入新安旅行团
母亲离家以后，二姨郭立范承担了家里的事务。保卫武汉时期，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急剧直下，在湖北省立实验小学读书的二姨郭立范、三姨郭天然先后辍学。二姨天天把家里炒的一些花生、蚕豆之类的小零食，拿到戏院、车站叫卖来贴补家用。战事越来越紧，武汉也失守了，外公只得带着全家人逃难，先到湖南常德、衡阳，后又历经广东曲江，最后又转移至广西桂林。
这时已经是1940年的深秋，桂林天空上乌云滚滚，山明水秀的名城，蒙上了浓郁的阴影，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蒋介石加紧反共，《新华日报》桂林版停刊了，进步书刊进一步被查禁。这时，一个影响二姨一生的进步团体——宣传抗日救亡的少年儿童团体新安旅行团来（以下简称“新旅”）到了桂林。二姨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和外公提出要参加。
二姨到“新旅”以后，与“新旅”团员们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做抗日宣传、演出工作。她参加了舞蹈家吴晓邦在“新旅”举办的舞蹈培训，后还参加了大型歌舞剧“虎爷”“春的消息”等剧的演出。二姨因表现突出，渐渐成为骨干，曾任女同志辅导员、工作队队长。1942年6月14日二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年龄不足18周岁暂为青年党员，年满十八岁时即转为正式党员。在“新旅”，二姨还结识了被张爱萍将军称为“新四军中的小画家”的王德威，（注7）王德威后来就成了我的二姨父。
淮安“新旅”历史纪念馆的展板：“新旅”宣传车进城
二姨加入“新旅”就此参加革命，秉持的也是坚持认为共产党就是民族希望、国家未来的信念，在“新旅”这个革命团体里学习、锻炼，最后成长为我们共产党自己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代高等美术院校的教师，为培养新中国的艺术人才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1946年4月全体团员在淮阴驻地合影（张爱萍摄）二排右四：郭立范
郭立范1971年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院）
毛主席给“新旅”回信手迹（1946年）
天然、慎言离家：进入保育院
确实正如我太奶奶所言，国家的事就是郭家的事。国家有难，郭家也免不了受难。
下图是1930年外公和他妻弟两家在武汉一家著名的照相馆拍的，从照片的拍摄和照片上的人物服装也可看出这是一个殷实人家。到了1938年冬，随着战事日紧，原本还算过得去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
1930年摄于武汉 左起：郭立言、曾繁秀（外婆）、郭智清、郭立范、郭智清妻弟、郭智清妻弟媳、前者之子
还在黄冈打游击的外叔公，也不时利用回武汉汇报工作的机会，回家看看家人和孩子。考虑到家中部分亲友曾积极公开参与抗日宣传活动，及为了保护家人们的安全，规避家族遭遇更多不必要伤害，由外叔公与外公一起联系安排，将家中的低龄孩童，送往宋庆龄、宋美龄主办的战时儿童保育院，由国民政府负责将孤儿院的孩子们转移到大后方，转移路线为沿长江撤退到重庆，最终安顿到贵阳地区。就这样，郭天然（10岁）、郭慎言（8岁）、郭在勤（6岁）和郭立范（12岁）、郭立群（7岁）一起送到了保育院。武汉失守以后，儿童保育院也和武汉市民一样撤离了武汉。
可是时局的每况愈下，家究竟在哪里都不得而知，三姨四姨没有等到外公接她们回家，都很失望，但在国破家亡的岁月，他们又能怎么办，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了。
在国共还合作抗日的情况下，三姨四姨在保育院的日子仅仅还只有思念爸妈和家人之愁；随着国共分歧逐渐明朗，他们日子就日渐苦楚了。保育员打饭菜时菜勺的故意抖动、不时找茬被罚站责骂，三姨四姨开始也不知为了什么，后来隐约听到说她们是“共党崽子”，所以才常常受到歧视。
外公带着全家人一再逃难之后，家里和三姨四姨就彻底失去了联系。三姨四姨就这样在保育院渐渐长大，她们时刻记着自己是共产党的孩子。从保育院出来以后，她们就一直寻找着自己的家人，同时也找寻着共产党的部队。
三姨从保育院出来先是找到武汉，后通过外公的地下党朋友知道外公在上海，才重新和外公一家会合。1952年土改结束，三姨因为工作成绩突出保送上了上海交大（1952一1954），再次回到上海。1954年毕业时，为支援国防建设，三姨主动要求到山西去。三姨入党的事还颇受周折，单位或是质疑在战时保育院的一段生活，或是怀疑革命烈士证明书是假的，先后多次去上海、杭州外调，三姨坚持自己的信仰，终于在1975年才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直在太原江阳化工厂（五机部763厂）工作到离休。
四姨从保育院出来后，在1949年5月25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43军服役。1953年部队要实行国防军正规化，减员时女同志首当其冲，征询她们的意见，说是一部分转业到地方工作，一部分学习深造，培养新中国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四姨选择了学习深造，经补习考入长春东北地质学院。毕业后四姨分配到二机部406地质队，开始在祖国各地跋山涉水进行地质勘探，主要工作就是寻找制造原子弹的铀。最后在河南开封离休。
四姨在保育院（胸牌上有“郭立信郭慎言”字样）
四姨在立功后与战友合影（1951年）
立群离家：曲折多变的经历
小姨的经历更是曲折多变，先是7岁就进了战时儿童保育院，遭遇逃难又回到家中。在桂林时到“新旅”看二姨时想到逃难时二姐对自己的保护，又看到“新旅”有许多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团员，就向外公提出也要去“新旅”。这时，出于对“新旅”了解和信任，外公欣然答应了小姨的要求。
“新旅”纪念馆顾馆长示意“郭立范、郭立群”
小姨女儿王浈2018年4月4日重访淮安“新旅”纪念馆时，见到39年前父母王山（德乾）、郭在德（立群）和伯父王德威、伯母又是二姨郭立范在“苗壮果大”图上的签名，感慨万千，没有想到当年6岁的她在画上也赫然有签名。还应纪念馆顾馆长所嘱，写了几句话，表达后辈传承前辈良好家风的意愿。
淮安“新旅”纪念馆藏“苗壮果大”图
王浈手指“苗壮果大”图
王浈在淮安“新旅”纪念馆与顾馆长合影
小姨在大连工学院读的是机床设计专业，4年过后还没有毕业就被内定为保送出国进一步深造的培养对象。1955年夏转至北京外语学院出国预备班学习，当年8月被批准入党，1956年9月进入了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研读，次年又转送苏联著名的莫斯科鲍曼工学院学习自动机械专业，成为该校第一位中国研究生。
1960年因中苏关系恶化，国家召回了所有留苏研究生回国政治学习，小姨才开始了她大学教学生涯，先在西安交通大学，后在北京工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任教，直至离休。
左起：左林、王山（小姨父）、二姨、小姨、汪达之
上照背面
小姨在回忆她的人生经历时常说，我从小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成人后又是一再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出国女研究生，所以我时刻牢记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追求，把一生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2015年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小姨荣获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小姨2015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留影
舅舅们离家：奔赴祖国各地
上海解放时，我父亲汪祖棨曾带在理舅到外滩、汉口路等处看喜迎解放军进城的大遊行，意外看到二姨他们“新旅”的队伍。我妈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组织营救走出“上饶集中营”后辗转来到上海，二姨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三姨也虽经波折找到了上海。这样，除四姨随“四野”去了海南之外，十姐弟九位都汇聚到了上海，从此一大家子可以在繁华的大上海安居乐业了。可是不久之后，又因为各自的工作及学业原因，又分散在了四处。
小舅入伍照
姐弟们一个个离开上海时征询外公意见时，外公总是尊重他们的选择，秉持着国家需要第一就是郭家家风的理念。
妈妈姐弟10人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外公虽然一生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党的人，凡认识他的共产党员也都把他看作是组织的人。1948年，一名武汉的共产党员为逃追捕到上海找到了外公，外公将他安排到安国路住下躲避一段时间，直到离开。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这样的举动双方要有多么充分的信任啊！
外公1965年12月写给小舅信中提到与堂弟见面后分手时写过一首诗：
十六年来一面缘，私怀未畅让公先。约期有日退休后，再话衷情汉水边。
外公1965年12月13日给小舅的信
最后我想用这首诗的第2句为文章作结。说得多好！个人小家的情怀未能舒畅，是因为要把国家的公事放在先啊，“私怀未畅让公先”就是郭家几代人处理自家小家和国家大家关系的真实写照。
注：
1.福建人民出版社《青春在战火中》1997年9月第2版157-158页。
2.文化艺术出版社《吴强传》2006年3月第1版118页。
3.福建人民出版社《青春在战火中》1997年9月第2版139-140页。
4.福建人民出版社《青春在战火中》1997年9月第2版156页。
5.福建人民出版社《青春在战火中》1997年9月第2版122-126页。
6.福建人民出版社《青春在战火中》1997年9月第2版145页。
7.新四军研究网页《他们来自新安旅行团》林青（200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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