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是当下年轻夫妇焦虑的重要来源之一。

　　托不托、托给谁、怎么托，1000个家庭有1000种想法。而他们共同面对的，却是为数不多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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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不托？适合需求就挺好

　　8090后是当下生育大军的“主力部队”，他们被“996”洪流裹挟，披星戴月奔忙，以“社畜”自嘲。然而，谁也不想输在起跑线，许多新手爸妈早已熟识“生命早期1000天”“早教”这些字眼。要不要送托育机构、如何选择一家靠谱的托育机构是他们育儿焦虑的最初来源。

　　“带学龄前孩子真的是上班族的一大困扰，太难了”“其实很多父母也想亲自带孩子，但总抵不过经济压力”“主要不放心这么小交给别人”……网络上观点多样，却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无奈。

　　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这里面有多少是父母或祖辈带，又有多少是交给别人带呢？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介绍，该中心调查发现，在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

　　浙江省2020年10月在台州、金华和丽水3市，抽取36家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设施)和365名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6.3%的受访家长表示目前婴幼儿照护主体仍是家庭成员，其中，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护占44.7%，自己或爱人照护占41.6%，机构照护占19.2%。问及没有选择去托育机构的原因，表示“有父母等家人带，没必要”的比例最高，占41.9%；“费用高无力承担”“机构少很难找”“不放心机构质量”也是受访者考量的重要因素。

　　亲自带娃固然有好处，但在快节奏的都市往往条件不允许。老人帮忙带可以减轻压力，但可能难保科学育儿。托或不托没有定论，取决于每个家庭的现实条件和需求。

　　因为要孩子晚、工作不顺心，北京80后上班族小樱(化名)在37岁那年毅然辞去了稳定的工作。“我想亲自带娃，因为看不惯我妈带娃的一些做法。”

　　能辞职带娃的毕竟是少数。对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双职工马乘波而言，他给孩子选择的托育园不仅解决了孩子托管、接送难题，还通过引导，让孩子从最初自顾自玩耍变得享受和小朋友一起玩。他和爱人也从托育园微信群和定期举办的免费线下讲座中，学到不少科学育儿的理念和方法。

　　哪个选择更好？都挺好。关键要让有托育需求的人有适合自己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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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给谁？选择多元质量为先

　　如果娃没人带，你会选择哪种托育模式：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社区办点、企业福利、幼儿园办托班，还是家庭“邻托”？一项1700多人参与的小型投票调查显示：选择幼儿园办托班、社区办点的最多，各占31%；其次是企业福利，占19%；选择家庭“邻托”和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的，分别占10%和7%。

　　人们相对青睐传统托育机构及“正规组织”，而家庭“邻托”、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等形式还显得有些非主流。不过选择结果并不是特别显著，很难说哪种托育方式更受欢迎。

　　“老百姓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但又有一些犹豫不决。”杭州市下城区副区长包晓东介绍，区内将近4500个家庭需要托育，占全区1/3；94%的家庭希望托育费用控制在每月4000元以下。“但如果真的让家长去选择2000多元的托育机构，很多家长又不放心。”

　　人们对托育机构的选择日益多元化，而信任危机、经济压力、理念不同等主观原因及服务质量等客观因素，决定了人们如何选择。

　　杭州市富阳区丰丰小朋友的妈妈章群莺说，当初家人反对送丰丰去托班，一开始送去，她每天都非常担心孩子不适应。坚持下来发现，这家民办托育园老师的专业指导不仅解决了让人头疼的戒尿布问题，还通过让其他小朋友主动邀请丰丰参与游戏的方式，缓解丰丰不敢主动社交的问题，让他的语言表达流畅了很多。

　　丰丰所在的托育园，属于公办民营的普惠型托育机构，每个月收费3500元。这说明，只要解决好托育机构质量安全、近便程度和费用等方面的问题，不管姓公姓私，托给谁都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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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托育”从年轻人焦虑清单上划掉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一年也因此被业内称为“托育元年”。关于这份文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佘宇认为，它的核心要义是“家庭尽主责，社区为依托，市场有所为，政府起作用”。

　　“如果以盈利为目的的上市公司都在这个领域掘金，那肯定会提高价格。”贺丹认为，民办托育机构正在艰难成长，“十四五”期间，国家应帮助其降低成本，达到普惠价格后还能可持续发展。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些托育机构无法开张，颗粒无收。杭州市下城区专门出台扶持政策：“补砖头”，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激发积极性、增强信心；“补人头”，鼓励发展普惠性的、老百姓负担得起的收费模式。

　　社区和单位也是发展普惠托育的重要依托。“杭州市正在构建社区统筹型、单位自建型、幼儿园办托型、社会兴办型、成长驿站型等模式多样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体系。”杭州市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中心主任陈建芬说。

　　托育机构备案数全国排名第三的安徽省，也在以类似思路推出社区公办民营试点等福利性托育举措。有的县区还将托育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

　　在国家层面，规范托育行业发展的各种文件正在陆续出台，顶层设计日渐清晰。我们期待，5年后，“托育”这个事项将被年轻夫妇从焦虑清单上划掉。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21年第3期 原标题：《用普惠缓解年轻人托育焦虑》

　　半月谈记者：田晓航 黄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