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绍东（武汉大学教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在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从生产出发调整分配关系

　　共同富裕既是分配问题，也是生产问题。分配活动是与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财富分配从本质上说是由财富生产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要求我们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出发研究共同富裕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抢抓国际产业转移的宝贵时机，充分利用劳动力相对廉价的比较优势，以出口导向战略占领国际市场，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由于普遍集中在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大量企业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获得的收入份额相对较低，这导致一段时期内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劳资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拉大。与此同时，大批农村居民涌入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倒逼资金流向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显著推高了这些行业的收入水平。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上述问题，将传统的增长模式转向高水平增长模式。

　　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共同富裕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收入分配失衡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现。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调整生产关系，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从微观层面来看，生产过程结束后，参与生产的各微观主体将对生产成果进行初次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进行初次分配的依据，为此，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促进微观主体市场活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分配公平。一方面，从价值生产和按劳分配来看，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存在差异。协调好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关系，既要完善工资形成和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要鼓励劳动者提高受教育程度，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从全球价值链低端“突围”，不断提高技术工人、研发人员和创新人才的劳动收入。另一方面，从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按要素分配来看，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都发挥着一定作用，这就要求在初次分配中统筹考虑各种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关系，激发微观主体参与财富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要注重提高技术、数据、信息等新型要素所有者的分配比重，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从中观层面来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结合起来开展生产活动，由此决定了分配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缩小产业间、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包容性。从生产要素流动的调节机制来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生产要素所有者根据工资、成本、利润率等指标进行决策。这一方面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优势，但又不可避免会造成产业间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因此，必须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产业间、区域间有序流动，使各种要素都能取得相对公平的回报，为共同富裕提供现实路径。第一，增强行业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包容性，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处理好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不仅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支持微观主体以知识产权、数据信息等要素参与分配，也要重视保障劳动者就业，切实提高工资报酬在收入中所占份额。二是处理好发展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对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支持，鼓励支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更为灵活的方式进入实体经济。对资金盲目进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行为加强监管，推动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三是处理好市场化产业和公益性事业的关系。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发挥公有制经济在抢险救灾、对口帮扶、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鼓励广大居民以志愿服务、义务劳动的形式参与三次分配，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发展壮大捐赠、慈善等公益性事业。第二，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包容性。当前我国仍存在东西部、南北方、沿海-内陆、平原-山区等各种形式的区域发展差异。为此，要着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东北全方位振兴等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综合运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各行政层级的平行对口帮扶、都市圈和城市群的产业协调等政策手段，引导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各区域间顺畅流动，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不同区域都能获得相对合理的报酬。此外，促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合理推动劳动者返乡创业，规范引导资本下乡，鼓励科技兴农，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从宏观层面来看，要在更高的站位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体制保障。一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需求侧管理，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实施共同富裕导向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