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商务部等9部门办公厅印发《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要求建立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农村商业体系。到2025年，在全国打造500个左右的县域商业“领跑县”，建设改造一批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乡镇商贸中心和农村新型便民商店。推动农村数字应用，从销售前端向采购、库存、配送等全过程延伸，加快乡村建设的数字化转型。这一行动计划表明，数字技术正改变着中国的乡村面貌。构建数字乡村发展体系，打造数字乡村发展新模式，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途径、推进农民增产增收的有效载体，将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机遇。

　　考察我国数字乡村建设路径，主要为两种模式：技术赋能型和行政主导型。前者强调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塑造智慧农业、电商经济、数字产业等新兴业态，构筑数字农业平台、环境遥感监控平台和城乡社会数字化治理平台等数字经济集合体，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后者则由政府主导，通过制定地方乡村数字化转型政策，设立专门的指导部门，作为组织支持。采用可视化监管和精细化服务，鼓励企业和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派驻干部驻村与引进专业技术人才，组成“技术骨干”下沉乡村社会，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速度。

　　两种路径有力促进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不过，以外源输入为主要动力的路径，仍存在亟需克服的问题。

　　其一，资源配置上的“悬浮”。尽管国家不断向乡村输入资源，但现实中，不少村民涌向城市务工，人口外流致使乡村结构空心化。不少村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积极性，造成数字乡村建设进展有限，不易打通城乡融合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其二，主体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出”。当前，数字技术存在较高门槛，限制了村民的有效参与。一方面，教育水平和科技能力不足，使得许多乡村群体被拒于数字技术高墙之外。另一方面，地方常常将完成短期绩效考核任务置于首位，忽略了数字乡村建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制度化培育。

　　其三，发展绩效存在区域差距。2022年北京大学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提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仍面临经济数字化水平偏低、区域差异大、数字鸿沟与经济鸿沟交叠、新业态惠民不够等方面的问题。上榜百强县前五位的省份全部位于东部地区。无论是技术赋能还是政府主导，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地区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产生上述问题，部分在于忽视了对乡村建设的主体角色，即村民的数字能力培育。未来，迫切需要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整体水平，强化村民数字能力，弥合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差距。

　　数字能力的培育，包括数字设备操作能力、数字信息整合能力和数字安全维护能力。数字设备操作能力，意味着村民可以随时通过互联网获取各类技术和商品信息。政府通过启动数字化课堂，实现“互联网+教育”的有效联结。以直播和录课推送等形式，让名师走进乡村，完善培训课程、嵌入就业创业平台，帮助村民适应这一变化。这有助于改变村民的信息获取方式，推进农业生产的信息化与数字化进程，将农产品销售从线下扩展到线上，提升农业产出，深化电商发展，提高数字乡村建设的经济效益。

　　数字信息整合能力，是指政府提升农户在金融、网购和社交等领域的数字整合能力。通过搭建信息公共化的数字服务平台，帮助农户学会利用电子商务大数据，打通产品流通渠道，精准匹配货物供求，建成“一镇一站、一村一点”的物流配送站点，提高农产品供给量，防止农产品产能过剩，推动乡村电子商务向数字商务的智慧转型，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的商业效益。

　　数字安全维护能力，重在提高农民的数字安全素养。通过政策引导搭建创新平台，自主培育本土信息安全维护人才，形成优质人才带动乡村安全发展的专项帮扶模式。及时把握乡村突发情况，稳定供求预期，提高防范能力与应急指挥能力，补齐乡村信息治理短板，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的公共安全效益。（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张玉 付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