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媚

　　这个冬天，年轻人重新爱上了围炉煮茶。

　　炭炉火光，茶烟袅袅，循着时间的轨迹，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也有这样的围炉畅谈。

　　1921年1月1日，一场大雪封住了长沙城，潮宗街文化书社里热气腾腾，一个“学生社团”召开了新年大会，讨论社团今后的走向，即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岁的毛泽东是大会的牵头人，他在发言中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并表示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实际上，就毛泽东个人来说，这条信仰之路的最早一块基石，是在《湘江评论》 中奠定的。

　　修业学校里的《湘江评论》主题雕塑。

　　湘江爆款横空出世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成为修业学校的一名历史老师，工资不太高，但能让他“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

　　半年的北漂生活，让毛泽东眼界大开，许多新思想新见闻充斥于胸，只待摩拳擦掌。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震动全国各地。

　　身处湖南的毛泽东积极响应，他与何叔衡等人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和游行活动，与当时主政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发生激烈冲突。

　　毛泽东感受到急需一份报刊发出自己的声音。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如一声惊雷，给湘江两岸带去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想浪潮。

　　《湘江评论》创刊号。

　　这是份四开四版的小型报纸，主要以评论为主，采用全白话文写作。

　　发行的一个多月期间，《湘江评论》共刊发86篇文章，毛泽东一人便供稿40篇。这些文章紧跟时事热点，有愤然要求北洋军阀释放陈独秀的营救通讯，有讽刺揭露巴黎和会分赃内幕的辛辣锐评，也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呼号长文。他的时评文字，犹如一把尖刀，尖锐地刺向那些陈旧的、充满腐烂气息的封建传统。他的声音是呐喊、是怒吼，更是思想，令人心潮澎湃。

　　《湘江评论》像一缕独特的思想曙光，照亮了被时代黑幕遮蔽的湖南。

　　26岁的毛泽东，尽管办报艰辛，经济窘困，但他的思想进入了极其活跃的狂飙突进时期。

　　思想的“大杂烩”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演变之迅速让人眼花缭乱，各种新思潮流星赶月似的变化，即便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难以适应。各种思想搅和在一起，此一时彼一时，成为了世纪的社会思想特征。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这时他的思想“成为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这种影响，也影响了《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

　　就像《民众的大联合》，虽然文中热情讴歌了俄国十月革命：“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却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却并不认同，甚至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比马克思的思想“更广、更深远”。即在进行民众大联合时，选择“忠告运动”“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而不是“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但这种思想上的矛盾表明，尽管毛泽东当时选择的是无政府主义方式，但俄国式暴力革命已经在他心中撒下种子。

　　一切的现在都在孕育着未来，此刻，在《湘江评论》上挥斥方遒的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差“临门一脚”。

　　走向马克思主义

　　爆红的《湘江评论》被张敬尧视为眼中钉，他借口“怪人怪论”“大逆不道”企图重新堵上这扇思想上的“洞庭闸”。

　　《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毛泽东还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温和改良的法子，搞新村试验、发起“驱张运动”、发起“湖南自治运动”。梨子吃得够多，但梨子的滋味却不如想象中美好。

　　毛泽东编写《湘江评论》旧址。

　　面对无情的事实打击，毛泽东跟朋友说：“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随即，毛泽东提着简单的行李去到萍乡。

　　1920年11月25日晚上，萍乡，冷雨淅淅沥沥，毛泽东夜不能寐。太多想法如鲠在喉，太多思考不吐不快。于是他披衣起床，将带来的新民学会会员的来信拿出来重新阅读，并一连写了8封回信。是给友人的回信，也是对自我思想的厘清和说服。

　　在回信中，他提出了“另辟道路”“另造环境”“旗子立起”一法。

　　山穷水尽，诸路不通，毛泽东抛弃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丝幻想，转而坚定地走上俄国式暴力革命道路，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并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革命的实际中。

　　这不仅仅是个体的抉择，就像毛泽东所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实现救中国的理想，并教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搭建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殿堂。

　　百多年来的实践证实了这座殿堂的先进性。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实践的打磨中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把“钥匙”的正确使用方法。新时代，我们更应该让这把“钥匙”常用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