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台北2月11日电 题：以植物学追寻中华文脉的台湾教授

　　中新社记者 路梅

　　“2015年我到苏东坡的故乡四川眉山‘朝圣’，却发现三苏祠没有苏东坡作品里的植物，当下就决心要为他写一本植物的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潘富俊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他为此酝酿10年，《苏东坡颠沛流离植物记》2月在台北出版。

　　科学文学巧妙连结

　　潘富俊在台湾学的是森林学，赴美留学获得农艺与土壤学博士学位。同时，身为台东县农家子弟的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痴迷从小学时代延续至今。“上大学时，我桌上的书大半是文史哲类，植物学只有几本，别人会搞不清我念哪个系的。”他对记者笑言。

　　2014年，潘富俊参观杭州苏东坡纪念馆。(受访者供图)

　　1998年，潘富俊到台北植物园工作，对游人做了一份问卷调查发现，100人里只有6人是来看植物的，其余不是散步、谈恋爱，就是观鸟。“仅仅讲植物学内容，对游人没有吸引力。那时我正在读《诗经》，就规划了‘《诗经》植物区’，种植和展出相关植物。”他说，这则新闻见报后，有位老先生激动地拿着报纸找来，说自己读了几十年《诗经》，第一次把里面的植物与现实联系起来。

　　“或许当时两岸的情况相似，研究植物学和研究文学的各有专精，没有人系统地把二者结合。”潘富俊经人建议，写成《诗经植物图鉴》于2001年出版，也引起大陆出版社的兴趣，2003年将此书在上海出版。后来，《全唐诗》、《楚辞》、成语，以及《红楼梦》等经典章回小说里的植物，都被潘富俊仔细梳理，结合植物学知识出版成书，其中多本也在大陆出版。

　　古籍古迹中寻植物

　　“苏东坡这样一位文豪，他的纪念馆或故居里栽种的植物如果不能呼应他的著作，我认为是一种缺憾。”潘富俊说，中国是农业社会，几千年来与植物和土地的关系非常紧密，从食用、药用到文学，“我们对植物的依赖、歌颂和感情，可以说是最深刻且多样的，也对世界的植物多样性和文学宝库有重要贡献。”

　　1989年，潘富俊第一次到大陆是到黄山研究松树，为了科研工作常与大陆农林研究机构交流，后逐渐转向追寻古典文学中的植物脉络，遍访名人故地，“除了青海和西藏，其他省(区市)我都去过，而且有些地方要在不同季节多次去观察植物。”

　　2017年，潘富俊在浙江诸暨考察植物。(受访者供图)

　　为了写书，潘富俊追寻苏东坡的足迹，从四川到陕西，从湖北到海南，“蒌蒿满地芦芽短”“梨花淡白柳深青”“最是橙黄橘绿时”……他拍下苏东坡笔下植物的照片，记述苏东坡一生沉浮与生活，以及对植物的观察。

　　除了文学情怀，潘富俊也进行科学统计：苏东坡诗词里有262种植物、《红楼梦》里242种、《西游记》里253种、四书里44种……研读88万首古诗词后，他发现，不同朝代的诗词，平均五成以上都出现植物。“诗词用字非常精简，二三十个字，有两三个甚至更多个字是植物的名称，如果不了解它，对诗词的理解是不充分的。”他说，植物在科学和文学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用植物书写中国历史

　　在一次讲座中，潘富俊发现，从9岁男童到86岁老妪，从文科生到理科生，都听得津津有味，“对文学和植物的喜爱大概是人们的天性”。在他的理想中，曹雪芹故居所在的国家植物园可以规划“红楼梦植物区”，西安可以复种汉武帝上林苑里的植物，济南更可以围绕孔子、李清照和《水浒传》规划相关的植物园，《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77种植物则能很好地体现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交流融合……

　　2013年，潘富俊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植物。(受访者供图)

　　潘富俊在授课与讲座之余，也酝酿着新的作品。“中国历史和文学中，植物从未缺席，我要用植物来写中国历史。”他说，“尤其希望两岸年轻人通过植物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有更好的了解，为中华文化感到自豪。这是我要做的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