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着力培育独创、丰富、多态的新大众文艺——

　　记录城市跃迁  描摹烟火诗意

　　本报记者  刘  琼  任姗姗  董  阳

　　5月2日，《东莞日报》开辟“新大众文艺”专版，征稿启事刊登不久，7000多份投稿“纷至沓来”。

　　万人齐唱的草莓音乐节，形象可爱的“莞小鹅”视频，四面开花的“素人写作”……近年来，广东东莞以独创、丰富、多态的新大众文艺，吸引了大量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打卡的人们。

　　改革开放40多年来，近两亿人次在东莞这座拥有万亿GDP、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驻留、奋斗与生活。全球1/4的动漫衍生品、1/4的手机、1/5的羊毛衫和1/10的运动鞋，“东莞制造”声名远扬。机器的轰鸣也孕育了诗意的回响，“我笔写我心”，将一个个普通劳动者塑造为作家和艺术家，形塑了一座城市的“海纳百川，厚德务实”。

　　东莞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斜杠”创作者。

　　广西籍“烧烤诗人”温雄珍，白天在综合市场摆摊卖服装，晚上在烧烤店兼职。“石头诗人”曾为民、“清洁女工”王瑛、“体校老师”章新宏，几乎每个创作者都自豪于自己的“标签”。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在机器旁、出租屋、小饭馆、办公室的各个角落埋头创作，文艺是他们表达自我、连接世界的方式。在五花八门的职业背后，他们用热爱赢得一个新的身份——文艺创作者。

　　“东莞还培育出非职业的专业创作。”曾是中学音乐老师的陈岸如讲述他所在的“太阳之子”组合，用“我在”的原创作品，歌咏城市的温暖和感动的力量。多年积淀，“太阳之子”拥有近百万粉丝，作品斩获中国艺术节“群星奖”、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退休基层干部李志良用镜头捕捉“东莞制造”的时代表情，作品《牵引线》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在东莞，非职业创作者获得省市级奖励资助的案例，不胜枚举。

　　他们为行进的中国留存鲜活的时代经验。

　　本土艺术家李景湖用工业废料创作装置艺术，机器厂房和山水乡愁，折射东莞的工业进程和文化转型。在玩具厂、印刷厂、五金厂、电子厂打工的摄影师占有兵，将镜头对准流水线上的工人。他拍摄的160多万张照片，制作的130多本手工书，收集的6吨打工实物，是“中国制造”的鲜活见证。工业与人的关系是他们书写的“在地”母题。

　　“我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世界有话说”，东莞长安镇作家塞壬认为，不仅要写打工的苦，也写生活的甜，缺失任何一面都不真实。90后“打工二代”熊锋，一边教打工子弟书法，一边抒写大国工匠的情怀。在组诗《车间》中，他写道：“在这座车间，我日夜，拧紧了一个大国的尊严”。希望、活力与热烈，迭代了打工文学的苦难叙事，建构了新大众文艺的“新南方”。

　　新大众文艺“潮涌”工业城市东莞有迹可循。

　　“时代巨变，生活巨变，大众既是书写的对象，也成为书写的主体。”在多年跟踪观察东莞从打工文学走向新大众文艺的广东省作协主席谢有顺看来，东莞的“素人写作”为行进的中国留存经验，“从无到有，从穷到富，从荒凉到繁华，东莞有着中国当下极具表现力的题材。”

　　刚刚结束在北京展出的当代艺术展《我在！一座城和两亿人的在场证明》上，一张合影唤起作家柳冬妩的回忆。1993年，5个在东莞打工的年轻人，因为写诗走到一起，镜头定格了他们的青春，也定格了东莞打工文学风起潮涌的萌芽。打工文学被视为东莞新大众文艺的先声。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东莞，在上世纪90年代初率先捕捉打工文学的气息。“随着大量打工者聚集东莞，以王十月、郑小琼、塞壬、柳冬妩、周齐林等为代表的打工文学作家群强势崛起，形成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长安文学现象’‘桥头文学模式’等文学效应。”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席胡磊说。

　　“东莞是创作的福地”。80后作家穆肃的老家在河南，2000年退伍后到东莞打工。因为写作，他从一名保安成长为内刊编辑、报社记者、咖啡馆经营者、影视公司创始人，完成“不可思议”的转型。穆肃经营的咖啡馆，同时也是与东莞图书馆莞城分馆共建的“城市阅读驿站”，隔壁是文化周末剧场和电影院，方圆10平方公里有20多个阅读驿站。

　　东莞是一座年轻的古老城市，全市人口平均年龄33岁。2024年，东莞1057.08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326.95万；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达81.41%，位居广东省第一；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5.47%。独特的东莞，呼唤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创新。

　　资料显示，东莞目前已建成1个市文化馆总馆、33个镇街（园区）分馆、586个村（社区）支馆、51个共享文化馆、220个共享文化空间，构建起合纵连横、现代高效的文化馆总分馆体系，推动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2005年，全国首家地级市文学艺术院东莞文学艺术院成立。2006年，东莞文学艺术院首届创作项目面向全国签约。2010年，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挂牌。2024年，在客家建筑群基础上改建的实体“中国作家第一村”开门纳客，目前，已有97名“村民”入驻，打造作家驻创工作室41间。文学赋能，樟木头镇官仓社区集体经济的收入明显增加，成为城乡文明互融的样本。“喜欢这里‘一碗汤的距离’。”正在樟木头作家村创作的作家聂怡颖（笔名：三生三笑）说。

　　文化氛围也是民生指数，公共文化服务为市民带来归属感。曾碧君大学毕业后来到长安镇，成长为步步高集团的一名管理人员。谈到出版摄影集《民生长安》的初衷，他说：“摄影师最该关注每天都能感受到的问题，我的生活就是影像的源泉，生活的精彩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技术充分赋能，只要观念创新，人人都可以成为主角。东莞文化馆馆长黄晓丽随原创国乐实验作品《可园可源》巡演，载誉归来。从苏州到杭州，一路上，她听到最多的评价是“新”——技术新，观念新，主创队伍“新”。这部作品的主创平均年龄不到30岁，是一支来自各行各业的“混搭”团队。

　　“读懂新大众文艺，就读懂了文艺从哪里来，应该为了谁、服务谁、影响谁。新大众文艺代表当下的中国，它的蓬勃，将推动文艺生态更加良性发展。”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武一婷说。

　　40多年，东莞完成从农业乡县到“世界工厂”、从“东莞制造”到“东莞智造”的跃迁。南来北往的人们，携带多样丰富的文化种子，在与城市文明的共融、共创、共享中书写自己的故事，共建新的“文化磁场”。新大众文艺“潮涌”东莞，不仅是文艺服务与文艺创造的现实样本，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解题思路。

　　（本报记者马涌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