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父亲钱学森归国70年。1955年9月17日，我跟着父母登上邮轮起航，于10月8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70年过去，当我们提起钱学森这个名字，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的人民科学家，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开拓者。然而，这位科学巨匠的身上还闪耀着人文光辉，隐藏着一个同样令人惊叹的艺术世界。

　　父亲的艺术修养，要从家庭教育说起。我的爷爷在那个年代就以超前的教育眼光，为年幼的儿子铺设了一条科学与艺术并重的成长之路。一方面，让他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去学音乐、绘画。父亲曾回忆：“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他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他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独特的成长环境，造就了钱学森科学与艺术兼备的气质。他涉猎广泛而深入，不仅精通音乐、绘画等艺术实践，更系统研读过艺术理论著作，而这些艺术修养对他的科学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他所说：“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没有一点文艺修养，也同样难于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也会影响他的科技工作。”科学与艺术的交融，成为他创新思维的重要源泉，也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为什么钱学森能够成为钱学森。

　　当我们追溯钱学森深厚的艺术底蕴，美术无疑是其中璀璨的一章。读小学时，他熟练掌握了水彩画、中国画技巧，更在艺术创作中体验到忘我的精神境界。他曾描述作画时的感受：“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在我的心里。那时，什么事情都被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这种心无旁骛、物我交融的状态，不正是科学探索与艺术创造所共臻的至高境界吗？在交大时，他为《交通大学二三级纪念刊》设计了级徽，这幅作品绝非简单的图案装饰，而是融合了工程技术思维与前沿艺术理念。这种早年对美术的实践与思考，深刻影响了钱学森晚年的思考。他提出的“技术美学”主张，其源头便可追溯至此。

　　晚年的钱学森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浓厚兴趣，特别喜爱翻阅各类绘画作品，习惯将报刊上引发共鸣的画作及艺术管理领域的相关文章制作成剪报珍藏。正是基于对艺术价值的深刻认识，他大力倡导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美术素养课”，“以培养学生欣赏和鉴别画作的能力”。他坚信，具备这样的审美能力“是做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必要条件”。

　　除此之外，钱学森在交大求学时，既是乐迷也是乐手。他尤其钟情于铜管乐，每日下午必在宿舍投入地吹奏大半个小时。繁重学业之余，他发表了《音乐和音乐的内容》《机械音乐》《谈美国音乐界情形》等见解独到的音乐评论文章。从小形成的阅读习惯伴随他远渡重洋，1935年至1955年留美期间，他的书架上除了科技文献，还摆放着西方文学经典。及至20世纪80年代退居二线，系统阅读文学艺术作品更成为他日常的“必修课”……

　　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在晚年提出“中国文学格调”的命题。这源于他对科幻小说如何中国化的思索。他主张应“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文艺理论的路子”，提出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要立足传统、古为今用，“不忘中国五千年辉煌的文艺传统”“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发扬这一文艺传统”；要面向世界、洋为中用，对待其他国家文化不应简单排斥或“发牢骚”，而应秉持开放态度，客观分析，批判吸收其中优秀成分。同时，提倡“科艺结合”，主张“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家交朋友”。他殷切期望科技工作者“尽可能学点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同时文艺界人士也能“学点科学技术”。这种跨界交流与学习，是激发创新活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

　　我们走进钱学森深邃而璀璨的艺术世界，绝非仅为钩沉科学巨匠的生活雅趣，而是探寻其智慧的生成密码。纵观其一生，艺术绝非锦上添花，实为智慧之树的沃土。艺术赋予他的灵感、直觉、想象力与人文温度，与其严谨的科学逻辑思维激荡碰撞，终成颠覆性创新的不竭源泉。

　　钱学森晚年提出的“集大成、得智慧”，在科学与艺术的交相辉映中得到了生动诠释。他的艺术修养与“大成智慧”理念，为如今破解“钱学森之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启示：破除藩篱，打破“文理分科”的思维桎梏，深刻认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STEAM）的内在统一性；重塑教育，教育的目标应指向培养兼具科学理性思维与人文艺术素养、能进行“大跨度宏观形象思维”的复合型人才。夯实基础、鼓励跨界、强化实践、涵养情怀缺一不可；融通创新，主动拥抱“科艺结合”的时代潮流，鼓励科技工作者汲取艺术灵感，支持艺术家运用科技手段，在交叉融合中催生原创性、颠覆性成果。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本报记者黄超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