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育机构到托育人员，从保障措施到监督管理，12月22日，共8章76条的托育服务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首次审议。制定托育服务法，不仅可以为三周岁以下最柔弱的婴幼儿群体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而且也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降低家庭养育成本、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新闻1+1》连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带来分析解读。

　　草案明确提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约束？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实质性约束，在于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各级政府需要把托育服务相关的经费纳入到本级政府的预算当中来。第二，意味着在过去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当中并没有明确承认托育服务本身的独立地位和独立的属性，这就有可能导致在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可能不太均衡，不太平等的现象。

　　通过立法明确把普惠托育服务有序地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也有助于我们的国家和地方政府明确在自己本级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里面列出托育服务，由此确保托育服务在整个大的公共服务，乃至基本公共服务的序列当中有它的地位。

　　第三，我觉得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也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要承担起自己应尽的法律职责。比如说是不是需要去举办相应的托育服务的机构，同时把最需要托育服务的一些群体，比如经济困难的家庭婴幼儿、残疾的婴幼儿，或者其他类型确实需要国家支持的婴幼儿，把它纳入到基本公共服务当中来，起到国家兜底的作用。

　　立法之后 对各级政府会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最直接的影响，我觉得就是让政府的一些开支能够得到法律的授权和法律的依据。尤其是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避免地方政府出于一些顾虑，觉得于法无据，就不把相关开支列入预算，确保我们的政府提供这些支持，是有法律依据的，而且也能够解除我们的政府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的一些后顾之忧。

　　另外一个方面，也在于通过立法的形式，可以进一步去推进和多样化政府支持托育服务的形式。

　　标准建立之后 托育服务的门槛会提高吗？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从备案变成准入，就意味着实际上是国家通过许可这种形式，给我们的托育机构在能力和专业水平上面提供一定的支持，既是一种监管，同时也是一种背书，这样子有助于我们婴幼儿的家长在市面上去选择通过了国家许可准入的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托育行业更加长远和健康发展。

　　草案将如何保障基本托育安全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保障安全是托育服务发展的一个根本底线要求，在此次立法的草案里面，我们可以明确看到本次的草案不仅从机构的安全，从人员的安全，从设施的安全，设备的安全，包括我们服务的安全，流程的安全，卫生的安全，膳食的安全，以及整个管理过程的安全，从多个角度都提出了相应的表述和条款。

　　特别是在机构安全，通过机构准入的方式，提高了托育机构从业的门槛。通过托育师准入资格以及注册的制度，保障了人员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同时我们对于设施设备，对于我们的建筑材料相关的一些要求，包括空气质量相关标准的一些要求，以及膳食的食谱的标准，还有我们的托育机构的收费和退费，以及托育机构关停之后，如何去妥善安置婴幼儿等多个方面，都给家长、给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遵循，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行业发展更放心，同时也让我们家庭送托更放心。

　　法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入托贵的局面？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托育服务价格过高一直是最近几年这个行业发展，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根据我们在全国包括不同地方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全国的托育服务的平均价格大概占到我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概50%到60%，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意味着一个家庭里面，一个人他的收入仅仅能够负担一个孩子整个送托的成本，如果他家里面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孩子，那么他的养育的压力就会变得比较大。

　　也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现在在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托育服务的价格是更高的。本次托育服务立法，特别从财政经费的投入，从运营的补贴，从家庭的送托补贴，包括从建设的补贴，包括场地、设施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包括减免租金，水电燃气相关费用的减免等一系列的普惠支持的政策，可以帮助我们的托育机构减轻运营成本，降低了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之后，我们的普惠托育服务的价格就可以进一步的降低，这样的话让家庭可以更好地以可接受，可负担的一个成本来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