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英国首相斯塔默。会见中，中方提到了一个关键词：

　　大历史观。

　　人类社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当年，英国知识界以技术革新和制度演变的视角，阐述了工业革命对人类历史文明的意义。这种思想也对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产生过一些影响。

　　时至今日，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且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更能够回答当下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

　　它提醒人们，社会要往前走，归根到底靠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几年，西方世界越来越沉迷于“意识形态优先”，很多政策都脱离生产力发展轨道，搞得自己内部矛盾不断积累、外部关系日趋紧张。一系列的错误主张，让整个西方越来越迷失。

　　西方国家纷纷寻找突破自身困境的出路，先是加拿大总理在达沃斯发表了“世界秩序崩坏”的演讲，同时，欧洲多国也在做出转向。

　　斯塔默此访，正是典型代表——回归理性、回归历史大势、回归多数人切实利益的务实之路。

　　斯塔默多次表示，前几届政府对华政策缺乏连贯性，错失了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深化合作的机会。英国媒体披露，唐宁街10号正逐渐形成一种共识：把头埋进沙子里、忽视中国的重要性，只会让英国变得更加贫穷和不安全。

　　这其中，对安全问题的重新审视，反映出长期被“意识形态”主导的西方政治发展至今的逻辑缺陷：

　　真正的“不安全”，是民众“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存焦虑。和前几届英国政府以所谓“安全问题”叫停与中国的合作不同，斯塔默政府明确提出，保护自身安全的最佳途径是积极的接触和务实的合作，而不是关闭大门。

　　从英国这几年的发展轨迹中，可深刻体会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过去几年，英国挥霍了太多发展的资本。当唐宁街10号忙于价值观外交和炒作地缘政治时，英国的发展根基，正在悄然坍塌。

　　现在，英国GDP长期在百分之零点几的低位增长水平徘徊，根本问题在于社会生产率低迷与产业结构失衡。

　　2024年至2025年间，英国商品出口占总出口（包括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比例降至40%左右，远低于2000年时的三分之二水平，创下历史新低。服务业虽是优势支柱，但其增长已不足以转化为整体经济的新动能。

　　问题传导至社会民生层面更加直观。2018年以来，英国CPI急剧攀升，一度超过两位数，导致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陷入“极端贫困”的家庭数量创下纪录——这意味着他们的年收入不足以覆盖基本食品、能源账单和衣着开支。

　　从这个角度看，2024年，斯塔默领导的工党上台时，接手的正是一个深陷“宿醉”的国家。

　　英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并非一朝一夕，相关论著早已指出：政党政治已逐渐脱离其社会根基。曾经，英国的政治运作基于民众需求与现实发展，如今却背离了这一传统，公民参与日益衰退，政党与政治领袖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维护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实际内容却日趋空洞。

　　斯塔默率领工党重新执政，要改变僵局。正如他此次访华期间反复强调的“我是为了英国人民而来”，其潜台词清晰而有力：必须终止那种牺牲普通民众利益与长远福祉的旧有路线。

　　工党议员对斯塔默的评价是“顽强、严谨、勤奋、聪明”，他注重解决问题、制定方案并彻底完成任务的特点，也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比这次访华与8年前访华的企业代表团名单，也可以看出其务实。

　　8年前，跟随时任英国首相梅访华的英国企业，多聚集在工业制造和科技等行业。而此次代表团更侧重金融、法律服务机构和创意产业——这些行业，可以说是英国经济最后的“家底”。

　　当然，这并不是中英合作的全部可能性。

　　中方明确表达了深化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合作的意愿。据外媒披露，尽管面临着一些来自内外部的政治压力，英方也想谈生命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其中一个亮点是英国的章鱼能源——这家2016年才成立的公司，不直接生产电池或硬件，却掌握了驱动能源转型的“数字大脑”。

　　这种模式代表了英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中的新定位：提供核心软件与服务创新，而非传统硬件制造。而当这种创新与中国强大的硬件制造能力和庞大市场对接，能够转化出更大的价值。

　　这正是斯塔默政府务实路线的缩影。

　　中英两国不仅拥有货物贸易额约1037亿美元、服务贸易额有望突破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近680亿美元的合作空间，更面临着在新一轮生产力变革浪潮下，双方如何基于实际、找准各自定位与相处之道的重要课题。

　　中英代表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类国家：英国是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中后期的老牌工业国，在许多定义下被视为一个相对衰落的中等强国；而中国则是一个工业体系完整、各类产业处于上升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英国此次展现出的务实转向，恰恰与中国倡导的发展理念相向而行。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英方秉持大历史观，超越分歧、相互尊重，把中英合作“大有可为”的潜力转化成“大有作为”的实绩，为中英关系与合作开新局，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惠及世界。

　　这一转变同样具有深刻的国际观察意义。

　　在国际政治的博弈场上，英国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过去几个世纪，英国曾在一些关键节点做出顺应时代大势的选择——从二战时的战略抉择，到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再到“全球英国”的布局。曾几何时，英国的选择是西方阵营的风向标。

　　如今，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将让“观察英国人的动作”，再次成为西方社会理解时代风向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