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少子化挑战：抓住窗口期，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澎湃新闻记者 彭艳秋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出现生育率下降的现象较为普遍，我们要关注但也不用过度焦虑和紧张。”

　　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道。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有相当大的确定性可以判断，我国将继续保持在人口低生育率的状态。在未来的若干十年内，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只有很小的概率会回到更替水平以上。

　　任远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意识到人口变动的相对确定性，也即是持续的低生育率，持续的老龄化，和持续的人口萎缩，那么更加需要着眼考虑的不是去改变人口变动和人口格局，而更应该重视的，是如何适应人口变动来实现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政策的关注重点，应该适应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为已经出现的低生育率社会、正在发展的老龄化社会和大量人口迁移流动的移民社会作好准备。

　　那么，我们该如何为未来将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未雨绸缪？

　　抓住机会窗口期，做好政策储备

　　“从人的生命周期来看，人口主要包括‘一老一小’和劳动年龄人口，就要‘抓两头促中间’。目前国家层面出台了很多支持性的政策来提升劳动人口素质。而‘两头’是弱势群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耀军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史毅表示，从现在一直到2035年，实际上还有一个政策储备和资源布局的机会窗口期。从现在到2027年可能会快速老龄化，但主要还是底部的老龄化，也就是相对年轻的老龄化，虽然速度快，但大部分都是刚刚进入60岁，多数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还比较好。等到2027年以后，就可能进入顶部老龄化，接近70岁的人开始快速增多，“从我国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来看，这部分人群的健康养老问题未来一个时点可能会集中出现。”

　　任远认为，试图通过提高生育来应对老龄化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第一是生育水平基于人口变动规律实际上很难提高，第二生育水平提高实际上并不解决2022-2035年老龄化快速增长的问题，生育水平提高会叠加在快速老龄化过程中增加经济的负担而不是减少经济发展的压力。

　　“这进一步说明实际上我们不需要‘鼓励生育’，但是我们已经有条件‘全面放开’和‘自主生育’。”任远表示，所谓积极应对老龄化，更主要应该是适应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变动，开展相关的制度建设和实现经济社会运行体系的相应调整，包括养老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史毅建议，利用“十四五”和“十五五”的机会窗口期，做好政策的储备，最关键的是做好健康养老服务资源的统筹规划和布局，包括失能预防、康复支持、长期照护等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相关评估标准、服务规范、制度设计都储备到位，通过这种方式，做好顶部老龄化的应对。

　　张耀军认为，目前各地养老方面的体系建设在逐步完善，发展得也较快，包括医养结合等多种养老方式的尝试及出台。

　　“而目前三胎政策放开之后，究竟怎么做更科学更有效，大家一边在观望一边在思考，相信未来几年，短板会慢慢补上来，这需要一个过程。总而言之支持提供保障，从各个渠道各个方面都能有机着力，共同努力，做好一老一小的工作。”张耀军说道。

　　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多位专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出生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用好”现有的人，提高人力资本。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金融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钟辉勇也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已有的劳动力能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方式在全国范围里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的配置，将现有的劳动力用好，减少误配，也可以减少生育率下降的影响。

　　“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生产是通过自动化的方式，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我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育率下降带来的问题。”钟辉勇补充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立龙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来提高现有和即将成为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是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进而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史毅表示，在职业教育方面，可以进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另外可以针对老年人力资源再开发，在老年大学中尝试提供一些灵活的再就业和技能的培训。据他介绍，德国、日本这些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老年人退休之后再就业的比例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能减轻生活压力，对减轻养老金的负担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立龙也告诉记者，针对老年人力资源再开发方面，应积极发展老年教育专业。

　　此外，职业技能人才的培育和社会地位提升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

　　“职业教育具有直接面向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需求的特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带来就业结构的的变化，需要一批具有高技能的熟练劳动者队伍来支撑，这需要通过发展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 张立龙表示，在职业技能人才社会地位的提升上，我们应当做更多的宣传引导。应禁止对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歧视，维护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合法权益，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建立高技能人才技能职务津贴和特殊岗位津贴制度，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经济待遇。

　　顺畅上升通道

　　在采访中，一部分年轻人表示，一些企业的“35岁”就业门槛，也会带来生育焦虑，这种焦虑主要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担心35岁之后失业或离职，再就业存在困难，自身的生活都可能无法负担。

　　“35岁就业门槛，是多年延续下来的人事管理条例的规定和要求，但并不会一成不变。对企业来说，未来可能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企业自身也会自发灵活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史毅表示，“如果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人事的引进或招聘条例上，能够率先调整，是能够起到带动示范效应的，同时市场也能更早、更灵活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史毅进一步表示，还有一点也比较关键，即怎么在社会阶层的流通方面打开一个顺畅的通道。他认为，低生育水平的问题，与“躺平”、“低欲望”的社会心态是有关系的。

　　“因此，给年轻人提供更有活力更有前景的上升通道，在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把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再做一次调和。这样是有可能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的。”史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