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中，教育学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如何突破西方理论移植困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与原创性教材体系，成为教育界聚焦的核心命题。

　　为更好开展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推动教材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近日，由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广西桂林举行，百余位专家学者、教师及教育行政部门成员齐聚一堂，围绕“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原创性教材建设”主题进行研讨，描绘出中国教育学从理论建构到实践落地的新蓝图。

　　强国筑基：重构教育学学科主体性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确立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今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发布，其中提到要“深入总结新时代伟大实践，推出‘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打造自主教材体系。”由此可见，构建中国自主的教育学知识体系，不仅关乎学科发展，更是国家战略需求。

　　“第二届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活动现场。光明网记者 李伯玺/摄

　　教育学以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思想动力和理论支撑。同时，教育学为课程教材研究提供理论滋养与方法指引，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

　　研讨会上，首都师范大学田慧生教授提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回答的三个核心命题，即“如何通过教材建设坚守立德树人（政治属性）”“如何以学习者为中心满足多样化发展需求（人民属性）”“如何对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国家战略（战略属性）”，这一论述突破了单纯的学术建构范畴，将学科发展与国家教育方针深度绑定，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方向。

　　近年来，广西在教育学领域的丰富实践，也为此提供了鲜活样本。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旭凤以广西实践为例，强调教材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工程”。她提到，广西在教材中融入“壮美广西”等本土特色内容，构建壮语文教材体系，既传承民族文化，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印证了自主知识体系与原创性教材建设对地方教育、国家战略的支撑作用——唯有扎根中国大地，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并进一步强化了自主知识体系不是理论空想，而是服务于国家教育战略的“筑基工程”的共识。

　　多维尝试：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赋能

　　近年来，教育学界围绕自主知识体系与原创性教材建设展开多维探索，学者们致力于破解“概念移植”困境，形成了“理论建构——实践验证——政策转化”的良性互动格局。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慧生在谈到如何平衡“国际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的关系时表示，“我们要总结好我们自己在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中产生的一系列优秀的经验成果，并做好理论化概括，形成标志性、原创性、理论性成果，这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所在。”

　　在此方面，地方与高校的创新实践都在为这一理论的落地提供着丰富实践案例。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孙杰远团队的“课程文化转型”理论，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学以成人”的传统教育理念结合，提出“数字素养、资源配置、活动范式、过程调控”四大实践路径，通过人工智能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推动学习方式变革，构建“数字素养培育”的实践框架，为技术赋能教育提供了中国方案；首都师范大学成立“未来教师学院”，聚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打造了高素质卓越教师成长新高地、学科教学论师资队伍发展新引擎、优质教师教育资源建设与科教协同育人新平台，体现了学科建设服务于“培养大国良师”的战略定位。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实践创新的重要方向。东莞松山湖未来学校试行“智慧课堂”、北京外国语大学尝试“AI辅助教材编写”、华东师大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教材版权保护中的应用”等一批依托数字技术的优秀教学实验，都进一步印证了原创性教材建设与教育数字化的深度融合趋势。

　　探索未来：在守正创新中拓展学科新边界

　　面对教育现代化的深层需求，教育学界对自主知识体系与原创性教材建设的思考，正从“破题”走向“拓局”。

　　随着“课程论、教学论、教材论”的深度融合，跨学科研究成为必然选择。目前教育部正在推进29个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教育学作为“心脏”领域，更需加强跨学科协同，形成立体化研究格局。对此，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石鸥提出了“教材论”独立发展的必要性，指出教材研究需从经验总结转向理论建构，形成中国特色的教材学话语体系。课程教材研究所党委委员曾天山也认为，要坚持中国化、时代化、本土化的“三化原则”；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对照自主性、标识性、原创性“三大标准”；应用政策制订、教材建设，推动知识创新“三大创新”的想法，鼓励各界打破二级学科壁垒，解析教材中的文化编码，构建符合中国学生认知规律的学习理论体系，真正让“学术语言”转化为“教材语言”“教学语言”。

　　从首届北京研讨会的“破题”到桂林会议的“深耕”，中国教育学界正以清醒的问题意识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这一进程不仅是理论体系的重构，更是教育治理模式、人才培养范式、文化传承方式的系统性变革。当“培养什么人”的时代之问转化为教材中的具体内容，当“如何培养人”的实践探索升华为理论命题，中国教育学正逐步摆脱“跟跑”姿态，在守正创新中书写属于自己的学科发展史。（丛芳瑶 潘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