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大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协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

　　大会主题为“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五个平行分论坛议题为“从世界看中国：文明的赓续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分析和经验启示”“多学科视域下的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数智时代的世界中国学：机遇与挑战”“青年与世界中国学的未来”。

　　澎湃新闻刊发此前与部分即将参加此次大会学者所作的访谈节录。这些学者既有各自的研究领域，也与“中国学”密切相关。这些访谈片段里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学的理解、阐释和成果。以下内容为李伯重谈要以近代化为主线，把中国经济史放在更大的范围中进行研究。

　　经济史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的英文曾著有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新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收录了二十六篇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英文论文。李伯重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文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国际著名经济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

　　在为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写书评的过程中我专门数了一下，到现在为止您自己写的书（不包括被翻译的）已经有十六本了，这着实让我很吃惊。因为我自己常常遭遇写作时的卡顿和自我质疑，所以我很想知道您的写作速度和流畅程度是怎样锻炼出来的？

　　李伯重：其实我虽然写了十来本书，但我的写作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我的第一本书是1975年出版的（千里、延之：《北宋方腊起义》，云南人民出版社）。半个世纪写十来本书，平均四五年才写一本，这个速度已经不算快了，对不对？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在这半个世纪中的写作，一开始很慢，到了后来写作速度也有所加快。首先，写作与积累的关系很大。如果你心目中有一个主线，那么你做的每一步工作都是一个积累。这样积累下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就像水烧到一百摄氏度就会沸腾。那个时候你头脑中涌现出来的新想法，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因为持续的研究和思考可以为你新的想法提供支撑。如果没有这个积累，哪怕你有很多好想法，找不到支撑，要把它用学术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然就会比较费劲。

　　其次，就是我刚才说的，心目中一定要有一个主线。我从做研究生开始，心中关切的主线就是“近代化”的问题。我最早是做唐代经济史研究，过去对唐代的评价，多半是从“大唐帝国的辉煌”“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民不聊生”这些角度来谈。这些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如果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唐代留下的遗产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选择的就是“江南”。这个地区相对受战乱影响比较少，经济相对比较稳定，它特有的一些秉赋也使它成为一个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的地区。宋代江南的历史我没有专门研究，但是我讨论过“十三、十四世纪转折”的问题，也可以视为对唐代江南经济研究的一个延续。这些都为我后来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因为任何重大历史变化，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我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就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一直到今天。这样一步一步的积累，都是围绕着“近代化”这条主线的。

　　明代中期以前的经济史，基本上可以视为“近代化”的前史，但是到明代后期，“近代化”的端倪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以往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现在经常讨论的“晚明社会转型”“晚明大变局”问题，实际上都是在告诉我们，应该把明代后期看成中国近代化的起点，虽然它有“前史”，还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它确实是开始。后来到了清代，一般认为清代中国经济受了很大的挫折，这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清朝也为中国创立了一个空前统一、长期安定的局面，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体系。江南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在这个市场体系中是受惠最大的，所以在“斯密动力”的推动下，江南市场经济就更向前走了一步。所以从我最初的经济史研究，一直到2020年出版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英文版，实际上就是一步一步地往这个方向深入。

　　另外我一直有一个感觉，要研究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就中国谈中国，就江南谈江南，是不行的。你说江南出现了近代化，他说没有出现，关键是“近代化”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讨论就不能继续下去。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只能是其他地区得出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共同规律。这个共同规律最典型地显现在英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这是因为，在世界历史上，英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走在最前面。因此，对于近代化的历史而言，研究英国的经验具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由于英国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成为世界近代化研究的重点。而作为曾经长期存在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英国可以为英国经济史研究提供最好的条件，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就是在英国写成的。到了二十世纪，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和文化中心，汇集了众多各国优秀学者，因此在近代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英文是我用得比较多的一种语言，改革开放后有了条件，我就大量阅读英国经济史的文章和著作，特别是工业革命前后的研究，这就改变了我的视野。心里面有了一个“什么是近代化”的概念，再回过头来看看江南，哪些是对江南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这样的话，就更加能够思考江南的近代化究竟有哪些特点了。

　　当然，和英国比较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还要看到世界格局的改变对江南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全球化做了非常好的论述，所以刘明华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全球化思想非常重要，对今天也有很大意义。如果有了全球史的知识背景，就不会只是单纯地看英国，或者看某一个其他国家，而是将问题扩展到：十六至十九世纪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时候阅读范围就更加扩大，一步一步走下来。

　　但是在尝试使用全球史视野来研究中国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经济史的问题主线是“近代化”。到今天我们还在这条路上走，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s C. North）说的：“历史是联结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不把历史研究清楚，我们对今天的很多情况也是看不清的。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对历史认识的偏差，我们已经吃了很大的苦头，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以近代化为主线，把中国经济史放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中进行研究，是我长期的学术研究主旨。有了这个主线，就不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下子搞这个，一下子搞那个。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所有人的聪明程度差别也不会太大。但是在一条路上，用半个世纪的力量去做，总还是可以做出一点事的。

　　（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