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中国五月迎来世界级的艺术盛宴：2018年5月4日，歌剧《马可·波罗》在广州大剧院拉开帷幕，座无虚席，一票难求，盛况空前。这部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出品、广州大剧院制作的大型歌剧经过三年多精心筹备，全球首演即引起轰动。随后，《马可·波罗》将赴意大利威尼斯等“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所在地巡演。
该剧由国际知名作曲家、德国作曲家协会会长恩约特·施耐德作曲，由国际知名导演、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前歌剧总监卡斯帕·霍尔滕导演，由国际华人指挥大师、格莱美奖得主汤沐海指挥；丹麦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彼得·洛达尔饰演男主角马可·波罗，他曾被丹麦女王授予国际骑士勋章；比利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爱丽丝·卡鲁瓦尔茨饰演女主角传云（广州站），她曾与国际知名作曲家和乐团合作，创造了杰出的艺术作品；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晓琳饰演北京站传云，她曾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美声唱法金奖。此外，田浩江、袁晨野、王云鹏、梁宁、熊柯嘉、冯国栋等多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华裔华籍歌唱家，以及数个外籍知名演员也加盟献艺。
这样一个国际一流、引人瞩目的主创团队和演员阵容，在中国歌剧创作和演出史上可谓罕见。好奇的观众不禁想问：《马可·波罗》的编剧何许人也？
向祖国致敬，向生活深挖，在大地的腹部留下犁痕
“这里很少刮风/一年只刮两次/一次刮半年……”
说起韦锦，许多读者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这儿》这首诗，就几乎是家喻户晓了。有好多诗人，人们熟悉他们的名字，却记不住他们一句诗。有的诗人，人们记住了他的诗，却不熟悉他的名字。深具影响力的当代诗人韦锦，就显然属于后一种诗人。没错，他就是《马可·波罗》的编剧。
韦锦原名王家琛，1962年生于齐河，1979年考入德州师专，先后就职于胜利油田、中国建材总公司、中石油管道局，现任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文学顾问，著有诗集《冬至时分》《不倦的雪》《结霜的花园》等。
上世纪的70年代初，人们的精神欲求受到全面抑制（或曰控制），老百姓能接触到的除了极少数人的著作和诗，基本就是样板戏。韦锦生长的地方距省城有20来公里，但中间隔着黄河。处在黄河之阳的小乡村，拥抱小乡村的大平原，虫蛹一样蠕动在田舍间的父老乡亲，和诗的距离真是很远。好在命途多舛的父亲遗传的那种总与现实游离的天性，以及他看过之后又给儿子看的一些撕去封皮的书籍，滋养了韦锦对文学朦朦胧胧的喜好。那时，韦锦才9岁。
极度内向的母亲和父亲的个性相反，她在韦锦的记忆中好像从未发过脾气，她生气时常说的一句话“让人心里像刮风似的”，即使这样的极富情绪的话，她也说得音量极小，语调很淡。她的坚忍，她在贫穷困顿中尽可能少有动静——那种保持寂静的能力，是韦锦后来的诗歌写作具备耐性和耐力的根源。宽厚的齐鲁大地，朴实的民风和家风，浸润着韦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韦锦真正狂热地爱上诗歌是在德州师专读书期间，中文系老师们的教诲对他影响非常大，尤其是曾为穆旦学生的低调诗人朱竹老师。他们对韦锦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学感受力的培养，为韦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二是价值取向的初步确立，使他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面对掌声还是误读，甚或忍受被蔑视的孤寂，都能始终有所抱持；三是思维能力的开发，这一点，除了让韦锦在取材和切入角度上多了一些自觉，尽可能远离那些不时走红的惯性和套路，它还促使并支持韦锦时刻注意对具体诗作的结构及内生秩序的着力营造，少写，尽量不写那种仅凭一时灵感，浅尝辄止或“深入浅出”一蹴而就的东西。这使他一开始诗歌创作，便少走了一些假抒情真虚妄的路子，而能留意于发掘更接近人性本身的、饱含戏剧性又拒斥戏剧化的东西。
从德州师专毕业后，分配到胜利油田，韦锦年轻的生命投入到火热的生产和生活中，他诗歌的第一个春天也随之而来。那时正是胜利油田新一轮生产会战期。辽阔的黄河三角洲，钻塔，抽油机，车来车往尘土飞扬的道路，似乎有很多憋了很久的力气在地底下往外冒；机械化大生产，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和进度，叫人的血液加快流速，叫诗人忍不住想写诗。但韦锦却一连几年写不出一首和石油沾边的诗，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角度。那时候，表现石油工人生活和情怀的诗不少，大多是正面的描写和抒发。比如铁人王进喜的“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在韦锦看来，就代表了那个时期石油诗歌的最高水准。
这种表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容置疑，尤其在当时来说。但韦锦认为，他要是处理这类题材就该有所突破，他不该再去别人走成大道的地方留下一两个脚印。他觉得那才是一个身处油田的诗人应有的贡献。他决定向前进的祖国致敬，向火热的生活深挖。1983年，韦锦写出了一首体现石油人精神状态和生命价值的诗，就是《这儿》。寄给《诗刊》，很快便在10月份的“无名诗人专号”刊发了。紧接着又被《诗选刊》转载。
这首诗发表后，为韦锦赢得了赞誉，很多著名诗人对这首诗发表评论，叫好。很多诗歌选本都收录了它。人们“点赞”它的诗意和戏剧性，并将它不断克隆、改编：“这儿很少下雨，一年只下两次，一次下半年。”“这人很少生病，一年只生两次，一次生半年。”“这人的酒量很大，一次都没醉过，因为他从未醒过。”2009年，《地火》杂志共和国60年石油诗歌精品选专刊，第一首就选了《这儿》，韦锦直言当时的感觉：“荣幸又惶恐。”
为生命寻根，为灵魂找家，在仰望的高度留下脚印
诗人之所以要写诗，是为生命寻根，是为了养活灵魂，给灵魂找一个家，按照韦锦在《过团泊洼》一诗中写郭小川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了让生命“在仰望的高度留下脚印”。那个年代，没有谁能在仰望的高度留下脚印，甚至没有几个人这样去想。但韦锦想了，不是想过，而是一直在想。
数十年如一日，韦锦一直坚持写诗，不敢松劲。1993年的一天晚上，他写了《点灯》，发在《诗刊》上，开头是“刮大风的夜里，他把灯点着了，小小的火焰被吹得呼呼直响。”结尾是“刮大风的夜里，他把灯点着了。点着了，就不再担心被吹灭，就咬紧牙关亮下去”。韦锦一直着力于挖掘、养护人性中那些被遮蔽、被忽视、被扭曲，甚至消费时代被鄙弃的东西。他的《荷马和丘》，仍在对此做着执拗的呼应。
托尔斯泰说，美是美好事物的美妙表达。尽管这样的说法有时被斥为简单浮薄，但它的有效性至今还在。这简单的信条一点都不影响托尔斯泰的丰富、博大。相反，有好多玄妙无比的理论巨人，他们创作的东西却不无干瘪、苍白和逼仄。人类的苦难，祈求，梦想，精神的幻像，浪漫的火堆和现实的灰烬，这些都是韦锦感兴趣的东西。它们让韦锦的诗有温度、密度和亮度，让他和五颜六色的气球有了区隔。韦锦注重诗在现世的意义，可他提醒自己切勿急功近利。他力求自己的创作手段更丰富，不拘于主义或流派，他祈望自己的作品能独特，新鲜，同时又和人类文明的艰难行进有相同或相近的向度。他祝颂人类能有力量越来越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灵魂的空间能越来越敞亮，人性生成的可能性越来越多；他祈求自己的诗能呼应这样的趋势。在近作剧诗《楼和兰》中，韦锦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绝对的诗有绝对的尺度，它和既有的秩序形成对峙。对峙，不仅是对应，反应和呼应，是单独的姿态，向上的趋势，不断的生成，是悖反的统一，复杂的澄明，是对碎片化的反动和抗拒，是生殖力和有机性的高度自治。
徐伟峰在《九十年代诗歌发展报告》中写道：“韦锦其实应该算作戏剧诗人，他的好多抒情诗都是大段的戏剧性独白。他惯于设身处地，将自己化身为某种角色，让自己在主人公的背后若隐若现；有时他也直接上台，但始终克制自己。”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韦锦开始有意摒除诗中的浪漫成分，以及特意求逐新奇而导致的荒诞和怪异，试图让创作和生命的轨迹重合，从青春期写作的泥淖中拔出脚来。那是无数人被强行扭转生命方向的严重时刻。他的选择除了表层的自觉，实际上还吻合了时代的症候。
转变还在继续。独白更多地代之以作品内部的自我辩诘，彼此对质。2007年春夏之交，《蜥蜴场的春天》出炉，从此韦锦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汗流浃背的铁匠。那是一首较长的诗，一首标志着他在悄无声息中巨大转弯，或者是灵魂在持续生成中找到新的阶梯的诗。在诗中，一个置身蜥蜴场的猎手，尽管带着命定的胆怯和犹豫，但其勇气和心力至少足够用来和蜥蜴保持对峙。其中有一段写到了生命的历程，其实那也可以看成是诗人写作的路程：生命不是路的长短，而是路过的多少。丰富不是火焰的堆积，是你经过了，还有什么经过你；你点燃了，还能多少次被点燃。这首诗先是发在《青年文学》，后被《诗探索》2011年第3期专栏推介，配发了唐晓渡、刘亚伟、许艺的评论。这首诗，它的写作和发出，使韦锦的“这些年”和“前些年”有所分野。
此后，短诗、长诗、抒情诗、叙述式、剧诗、诗剧，韦锦都写得劲头十足。包括《最好的地方》《和平》《趁耳朵还能听见雷声》《转向或阿兰之歌》《前席开满花》《楼和兰》等，长长短短地都涌了出来，心里想说的话似乎越来越多。
为历史造像，为时代放歌，倾情打造丝路史诗
韦锦一直想在仰望的高度留下脚印，他想为历史造像，他要为火热的时代放歌。正是在这样的激情和价值观引领下，韦锦创作出了歌剧《马可·波罗》：
“卢斯提加洛，丢掉你无病呻吟的诗歌，
别再写那种不痛不痒的东西。
艺术不是卖弄技巧，炫耀羽毛，
不是舔着肚脐自得其乐。
别把下半身的渴望当成唯一的梦想。
别让颓唐助长绝望。
谁的一生都有伟大时刻。
……
我就要说到撒马尔罕，我就要说到——赛里斯，
托勒密的赛里斯，它的名字，该叫中国。
……”
歌剧《马可·波罗》创造性演绎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与父亲尼科洛·波罗、叔父马泰奥·波罗，自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往返中国的传奇经历，再现了宋末元初风云际会、兴衰更替背景下，围绕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而展开的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波澜壮阔的史诗格局，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响绝人寰的壮士悲歌，荡气回肠的爱恨情仇，彰显了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和人文风采，抒发了对人类和平、世界和谐，对爱情、自由、平等、仁爱的赞美和祈颂。
该剧文学顾问、中国诗歌学会副主席、《当代国际诗坛》主编唐晓渡在此前的剧本研讨会上评论说，《马可·波罗》的原创性和完成度都很高，是当代歌剧创作的一个重大收获。此剧结构大开大阖，戏剧冲突的设置有纵有横，主次分明，序幕和尾声意味深长。人物塑造独具匠心，在一个文学性和戏剧性并置的空间里，马可·波罗由一个旅行者变身为具体行动者不仅可能，而且合乎艺术真实的必然逻辑，既凸显了他在剧中抱持的信念，也符合其置身其中又不时超然其外的协调者身份。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宋元冲突的观察者和分析者，提供了一个独立的视角，据此和文天祥一起，进入了中华文明自省的维度。这在此前的历史剧中尚未表现过，对丰富和提升此剧的思想内涵意义重大。文天祥无论作为人物还是剧情线索，是此剧出人意料的一个重要元素，既增加了文明冲突这一主题的强度和纵深，又体现了东方文明的价值和魅力。
该剧出品人、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党委书记李金生称，本剧在着力塑造马可·波罗这一传奇人物的同时，刻画了一批既有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又顺应文明进程的典型人物，展示了各民族渴望融合发展，致力于人性完善、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彰显了维护丝绸之路畅通的深远意义，体现了具有时代高度和广阔视野的文明观，从而深度契合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丰富内涵：贯穿海陆、连通古今的丝绸之路，不止是商贸之路、富强之路，更是不同文明形态彼此碰撞、沟通交流、相依相存的桥梁和纽带，是世世代代无数仁人志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艰难求索和必然选择，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向上的阶梯。
写作也是个阶梯，诗人韦锦正在向着更高处不断攀登。正如韦锦所说，写诗是个苦活。但对于年过半百的诗人韦锦来说，做这样的苦活恰好合适，因为他积攒了足够的耐心和意志力。
祝愿韦锦像马可·波罗一样，虽历尽千辛而其志不改，倾毕生精力，继续为历史造像，永远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放歌，最终能够“在仰望的高度留下脚印”。
（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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